北半球這種泛蒙古的大片遺蹟，源頭十分遙遠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認的，只是公元106年的“庫里爾臺”，即蒙古各部落統一後的酋長會議。成吉思汗登基，熱血在歌潮中燃燒，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動，駿馬在歌潮中揚蹄咆哮，突然聚合起來的生命力無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爲一片失控的風暴。後世史學家們的筆尖每到此處也爲之哆嗦。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佈：“人類最大的幸福在勝利之中：徵服你的敵人，追逐他們，剝奪他們，使他們的愛人流淚，騎上他們的馬，擁抱他們的妻子和女兒！”於是一個散弱的民族從漫長的沉默歷史中崛起，以區區不過百萬的總人口，區區不過十二萬的有限兵力，竟勢如破竹橫掃東西南北，先後擊潰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剌子模、俄羅斯、波斯、日耳曼以及阿拔斯王朝，鐵騎踐踏在莫斯科、基輔、薩格勒布、杭州、廣州、德裏、巴格達、大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亞得里亞海岸。人類史上一個領域最爲遼闊的國家，隨着他們似乎永不停止的馬蹄和永不回頭的塵浪，突然閃現在世人眼前，幾乎沒收了全部視野。
巴格達城破之時，除了極少數熟練工匠留下來，八十萬居民被屠殺殆荊徵服者比虎豹還要兇猛和頑強，可以舉家從軍，在缺喫少眠的情況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掃蕩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臥雪，僅靠一點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擻地跨越高加索山脈。他們的皮袋既可以儲水，又可以充氣後用來過河，再加上鍊鐵技術提供的一點馬蹄掌、弓弩、鉤矛和釘頭錘，這一類簡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們永遠地向前，“像成羣的蝗蟲撲向地面”，“不屈不撓，戰無不勝”，“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鬼見《馬修帕裏斯的英國史》，185)0他們是一支歌手組成的軍隊，因此習慣於激情的噴發而不是思想的深入，因此不在乎法律，不關心學問和教化，不拘泥於任何作戰規程，包括不需要什麼後勤輜重。相反，他們的後勤永遠在前方，在敵人的防線那邊，是等待他們去劫掠的一切糧草、牲畜、財寶以及俘虜，是全世界這個取之不盡的大庫房。
這些身披獸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說着異族人誰也聽不懂的話，對於世界來說是一羣不知來歷莫明底細的徵服者。武可立國，而治國則不可無文。一個厚武而薄文的帝國，體積龐大得口耳難以相隨，首尾難以相應，恐怕一時有些手足無措。成吉思汗的戰略是首先聯合“所有住在氈篷裏的人”，從而將部分突厥人納人自己的營壘，但知識與人才還是遠遠不夠。於是阿拉伯人被用來管理貿易和稅收，中國人被用來操作火炮和醫藥，擅長交際的歐洲人則被遣去處理一些外交事務^其中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就給忽必烈大汗當了多年使臣，還在揚州當上地方官。蒙古大汗們並不認爲這有什麼危險，對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無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聖旨是這樣寫着：“長生天帝力裏，皇帝聖旨裏：和尚、也裏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揀什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這一段漢文讀來如同天書。其實“和尚”是指佛教徒也裏可溫”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道教徒，“達識蠻”是指伊斯蘭教徒。“每”相當於“們”。全句的意思是：聖上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不論你們唸的是什麼經，只要是告天祝壽的就統統念起來吧。
這裏的多元共存態度，作爲一種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範後世；但粗野雜亂的行文，愣頭愣腦的口吻，如同街頭巷尾的大白話，驅牛逐馬時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氣，完全暴露了帝國在文化上的粗放’哪有堂堂朝廷聖旨的體統和氣象？事實上，帝國在文化上一開始就無法設防而且破綻比比，以弓矛開拓的疆土，最終難逃來自異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紀後期，經過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暫的強盛，一個不擅長文字的民族，一個缺少思想家和學術典籍的民族，從而也就缺乏成熟國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佔領區的其他族羣同化，在習俗、語言以及人種上皆有消泯之虞。
依稀尚存的帝國也大體上一分爲三：旭烈兀的伊爾汗國尊奉伊斯蘭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國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別爾克的俄羅斯金帳汗國則部分引入了東正教。各大汗國之間爭權內戰，腥風血雨，最終耗竭了帝國的生命，一隻軍事恐龍在文化四面合圍之下終於倒斃。
像一道咼電，帝國興也匆匆亡也匆匆，結束得太快，連當事人也來不及想清楚這是怎麼回事。除了後世少數學人，對於大多數牧人來說，這一段歷史如真如幻，似有似無，撲朔迷離，支離破碎，只是草原長調中增加了一則血色的傳說。
他們的歷史總是傳說，更準確地說是傳唱，是神奇和浪漫的歌聲，卻不一定是真實，於是大多成爲閃爍其詞的“祕史”，充斥着各種“祕旨”和“祕址”，欲言又止，語之不詳，是一堆虛虛實實的謎兩。他們是要忘記這一段歷史嗎？是從來就不需要歷史嗎？對於他們來說，最真實的一份歷史，也許總是潛藏在和聲四起時歌手們肅穆持重的目光裏，潛藏在音浪高旋時歌手們額上暴突的青筋裏，是他們長調中一個音符的顫慄或一個節拍的陡轉：
一隻狼在仰天長嘯一條腿被獵夾緊咬它最後咬斷了自己的骨頭帶着三條腿繼續尋找故鄉歌手的眼裏有了淚光，也有了歷史。他們的歷史只易被感覺而不易被理解，等待着人們的心而不是腦。
他們的先民重新回到了本土草原，幾乎一無所有。先民對世界的摧毀差不多是一種無意識的衝動，正像他們大規模改進過世界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種無意識的任性而爲。東方的火藥、絲綢、機械、印刷術以及鍊鐵髙爐，曾隨着他們的背影向西方傳播。還有宗教的跨大陸交流，勇武精神的跨血緣滲入，曾沿着他們的泥濘車轍延伸遠方。他們並不完全清楚自己做過了什麼，直至自己再一次在世界史中悄然退場。這樣，當大陸西端的另一些遊牧者從草原撲向海洋，目光瞄準了美洲和亞洲的海岸，以遠航船隊拉動了貿易和工業，東端的這一些弟兄卻沒有聽到汽笛的餘音，草原上一片寧靜。
歐亞大陸的遊牧文明至此東西兩分。作爲東方的這一支，他們不僅與“亞里士多德和代數學”擦肩而過，而且被工業化、民主制度、基督教改革的現代快車棄之而去。直到二十世紀末，他們還只有兩百多萬人口，書寫着一種俄國蒙族和中國蒙族都不懂的新蒙文，是一個特別小的語種。以至人們觀察四周的目光，常常會從他們的頭頂越過，忽略他們的存在，而一般蒙古人也不易窺探到外部世界。應該說，語種並無優劣高下之分，但知識生產與經濟生產一樣，都有規模效益的問題。小語種無法支撐完備的翻譯體系、出版體系、研究體系，對思想文化的引進難免力不從心。一個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尚且常有出書之難，蒙古出版市場不及中國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四五個縣的市場，委實有些太小，難以嚥下全世界那麼多文化經典。這使我走人烏蘭巴托鬧市區的書店時，感受到草原文化的繽紛炫目，也感受到起碼有學術譯介的明顯不足。沒有笛卡兒全集，沒有尼採全集，更沒有福柯和普魯斯特全集，這當然很正常。架上書大多是詩歌〔他們主要的寫作體裁大多是配了圖畫的少兒詩歌(少兒是這裏最能形成規模的購書羣體同樣也很自然。這使我突然間理解了一切小語種國家知識生產之難一如果不是考慮到這一點，新加坡多年前可能就不會果斷恢復中文的地位，韓國知識界近年大概也不會展開討論：是否需要迴歸漢文或者索性改用英文？這些深諳洋務的民族終於明白，知識競爭是比資本競爭更爲根本性的競爭，丟掉老語種（如中文或拉丁文）就難以充分利用歷史資源，沒有大語種〔如英文、中文或西班牙文）就難以充分利用域外資源。他們選擇國語不僅需要捍衛民族尊嚴，而且須有利於整個國民知識素質的優化，有利於在整個世界知識生產格局中搶佔要津一這不是送一些學子出國留學就能奏效的。
蒙古人不是新加坡、韓國那些單瘦文弱的君子，也不大瞧得起南邊那種牛馬喫草般的素食習俗，還有那種對數字的精明，對器物製作的機巧。他們從內心深處是不是想成爲下一條經濟小龍，也並非不是一個疑問。經濟就那麼重要嗎？技術就那麼重要嗎？是的，他們使用着很小的語種，在周邊各大文化板塊的夾縫中幾乎孤立自閉，因此他們在接受日本汽車、韓國商嘗德國移動電話、美國賓館和芯片、中國食品和飲水機的時候，可能在人文和科學方面留下諸多巨大的空白。但那又怎麼樣？他們因此而變化得暫時缺乏深度，可能沒有自己的完善工業、強勢外交、鉅額金元以及足夠多的世界級思想領袖，更沒有稱霸世界的導彈和反導彈系統，但那樣的日子就一定黯淡無光？就一天也過不下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