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簡單地計算一下：即使是小學一年級三百多元收費，也是八十年代初期同類收費的近一百倍而這同一時期內的稻穀價格只增長了五倍，豬肉價格只增長了六倍，竹材價格甚至不升反降。這意味着，慢進快出之下，農民從這些年市場化進程中即算獲得了收益，也通過教育這個渠道數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搜颳走了。我身邊的事實是：李本仁爲了供養兒子上高中，只得帶着老婆和女兒傾巢出動去廣東打工，留下一個荒草掩道蛛網封門的家。周家老邁則聽任老婆在東莞給人家老闆當二奶，還給人家生了一胎，自己病重在牀之時也不願老婆回家。他說：“多幹一個月就是一個月，兒子今年要考大學了。”
就在他們家破人去之時，錢卻嘩嘩流向了另一端，流向了遠方的城市：這個省衆多出版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利潤來自教材和教輔，富有得就像一位編輯誇耀的：“單位上除了老婆不發，其他什麼都發。”出版社與某些教管部門、學校、書店等組成了一個教育產業化而且壟斷化的受益同盟，無異於組成了巨大的抽血機器一一他們的員工住進了新樓以後馬上又要換上更新的樓，一批批公費遊玩了港澳以後又要去遊玩歐美。這被視爲改革開放的成果，因此有些人對教材限價的國家政策還大爲不滿，說這將破壞改革開放，將毀滅所謂出版發行領域裏“社會主義的主渠道”。
受益方當然也不是沒有壓力。根據市場交換的規則，對方一手交錢，你就必須一手交貨，比方學校就得交出文憑。這才能算作買賣公平。八鄉的很多初中文憑就是這樣頒發出去的，哪怕一個初中畢業生還算不出一元一次方程的題目。但家長既然交足了錢，就有權獲得正當回報。在這種情況下，文憑不再是對知識和能力的衡量，更像是一種市場上的有價證券。然而螳螂捕蟬，尚有黃雀在後。人鄉教師們在高價賣出一張張文憑以後，自己一堆堆的培訓證書也是高價買來的。他們奉命提高自己的業務素質，不僅要參加各種業務考級：普通話、計算機、教學法、政治思想等等，而且沒有中專文憑的要考中專、沒有大專文憑的要考大專、沒有本科文憑的要考本科……所有應考者都得參加培訓，所有受培訓者都得交錢，至於交了錢以後是否參加培訓，參加培訓是否真能學有所獲，就不那麼重要了^那不過是交易之外的虛文。因爲離縣城很遠，有六十多公裏，路費不堪重負，八鄉教師們每逢週末只是推選代表去縣城聽課，到後來連輪值代表也不履行職責，若沒趕上汽車，就去種菜或者釣魚了。但這一切並不特別要緊，與文憑的獲取.並沒有關係。據說省裏來的王琳講師對此非常驚訝。她腦子裏只有老式概念，一心想讓學員們在取得文憑之前獲得最多的知識，因此把培訓教材及其教案逐一精心準備。
但她發現學員們開始是迷惑不解，繼而怒不可遏：“我們都交了錢的，還要我們學得兩眼發黑，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１
他們大聲說：“你們上面的人也太毒辣了吧？”
她拒絕學員們的宴請和送禮，又拒絕透露考題，結果幾乎成了人民公敵，被學員們的罷課整得灰頭土臉。她甚至成了培訓主管部門不歡迎的教師，再也沒有收到過授課邀請。顯然，她只是一個干擾文憑交易遊戲的麻煩製造者。
教育就這樣遠離了知識，當然也就遠離了正常人格。我在八鄉的走訪一次次滑人困惑。我發現這裏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實、實幹能力強、人際關係好的鄉村青年，大多是低學歷的、沒讀多少書的。我認識的老李家虎頭，只讀過初中，是個木匠，但對任何機器都着迷，從摩託到門鎖均可修理，看見公路上一輛吊車也要觀察半天，是一位百家相求的“萬事通”和“百能裏手”，自己的日子也過得很富足。我認識的另一個後生，即周家峒的獻仁，更是連初一也沒讀完，忙時務農，閒時經商，偶爾也玩一玩麻將或桌球，但並不上癮，已經娶了個賢慧妻子，見鄰居有困難都樂呵呵地上門相助，走在山路上還哼幾句山歌。
與此相反，如果你在這裏看見面色蒼白、人瘦毛長、目光呆滯、乖僻不羣的青年，他們衣冠楚楚，從不出現在田邊地頭，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們的身份：大多是中專、大專、本科畢業的鄉村知識分子。他們耗費了家人大量錢財，包括金榜題名時熱熱鬧鬧的大擺宴席，但畢業後沒有找到工作，正承擔着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和自我心理壓力，過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他們苦着一張臉，不知如何逃離這種困境，似乎從沒有想到下地幹活也是突圍的出路之一。他們因爲受過更多教育，必須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和懷才不遇。
我曾經想幫助這樣一位知識青年，就讓一位在銀行工作的朋友，從單位裏淘汰的電腦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拼裝了一臺電腦送給了他。我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大專畢業生並沒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學會打字，更沒有學會查找科學養殖的資料，而是用電腦看武打影碟，玩電子遊戲，異想天開地想在網上找到私彩中獎號碼一一八鄉的地下私彩這兩年正是高峯。他對我投來疑惑的目光，不相信央視網站和港府網站上沒有猜碼的暗示，也不相信香港影星張國榮沒有做過變性手術。他再一次證實了我的愚蠢：就因爲這一臺電腦，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電費、上網費以及維修費，搶收稻穀時更不能指望兒子來幫上一手。這臺萬惡的電腦使兒子成天在屏幕上尋找知音和安慰，更有理由遠離勞動和厭惡勞動，對父母有更多蔑視和冷漠。
奇怪的是，他的父母並沒有責怪我，眼裏反而增添了莫名的興奮和歡喜。在他們看來，兒子不僅在城裏學會了喫袋裝零食和打手機，而且又通過電腦熟悉了張國榮一類名流，當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氣越來越大，當然也更像一個人才了。他們提來一隻母雞，對我送來的現代化千恩萬謝。
我能說什麼呢？
我什麼也沒說’只能慶幸那臺電腦終於成了一堆破爛，慶幸一個備用硬盤還扣在我手裏，當時沒有一古腦都交給他兒子。我還知道有一個危險的念頭正在腦子裏升溫：我是否還應該慶幸有那麼多鄉下孩子終於失學或者綴學，沒有像他們的兒子一樣進城讀書？我是否應該慶幸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尚有大量的山裏少年未來得及受到現代精英教育的心理污染和精神殘害？
這個念頭似乎荒唐^但九十年代以來很多地方的教育已經使事情變得這樣荒唐，對於巨大的邊緣化社會羣體來說，一方面是讀不起書，一方面是讀了書以後更加無能爲生，甚至無心向善，以致山裏人也許需要用失學和綴學來護佑人心，阻止下一代人向充滿着蔑視、冷漠以及焦灼不寧的慘淡日子滑落。
這真是一種讓人絕望的兩難之境。
山裏人是樸實善良的。他們的家居正堂裏，常常供着“天地君親師”的牌位，顯示出“師”是社會道德的最後支撐，是他們心中最後的寄望。我不知道，如果這個“師”，這個人心中最後的依恃，也在市場化的拜金主義大潮下崩潰，他們將會走入一個怎樣的未來？而這個千萬人的未來能否被現代精英們繞過去？
正因爲如此，我想起了我並不很熟的王琳講師。她也是從農村來的，肯定也揹負着沉重甚至辛酸的故事，但她頑強堅守着教育最基本的定義，人生的每一步，包括在一場文憑供求遊戲中無奈退場，也許都有我們不易察覺的傷痛。我向她遙遙致敬，希望她有一天能重返山鄉，接受我一碗清茶的尊敬。
00年9月(最初發表於00年《文匯報》，後收入散文集《然後》。〉戈壁聽沙
六十年代末，一小羣中學生曾想瞞着父母去新疆參加軍墾一一其中便有我這個初中生。那次逃竄未遂的記憶被悠悠歲月洗刷模糊之後，直到去年，我才尋得一機會西出邊關。
據說我去得不是時候，草原已枯萎，河流已乾涸，葡萄園已凋零，肅殺寒風把夢境中的繽紛五彩淘洗一盡，只留下一片沙海。沙丘，沙河，沙地，沙窟，舉目茫茫，大地乾淨。不管你什麼時候在車上醒來，疲乏地探頭遠眺，看見的很可能仍是一片單調的灰黃，無邊無際又無聲無息，讓人覺得車子跑了幾天卻仍留在原地。沙地上常見曲曲波紋，或緊密或空疏，層層如老人肌膚的皺摺；每一層當風的那一坡面，還稀稀薄薄地披一抹灰黑，似古老的沙漠生出了一層鏽。（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