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天涯》所受到的市場壓力，我不得不經常警告編輯們不要把刊物辦成一般的學報，更不要搞成“概念空轉”和“邏輯氣功”。那些事情也許別有價值，但也不是我們應該做的。《天涯》應該讓思想盡量實踐化和感性化，《特別報導》欄目就是根據這一要求進人設計。它應該是每期一盤的專題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說，俗事雅說，較能接近一般讀者的興趣和理解力，相當於思想理論中的大衆版本。嚴格的說，它與常見的所謂報告文學沒有什麼關係，它的作者不僅應就某一重大主題有思想理論上的全景觀察，而且還應有詳實的事實例證和儘可能生動的表達。作爲一九九七年這個欄目開辦時拋磚引玉式的引導，第一篇特別報導以亞洲金融風暴爲題，只好由我來試着偷偷炮製。整整一個星期，書房裏滿地剪報，我從幾大堆搜尋來的境內外報刊當中提取了近兩萬字的精粹，力圖給讀者提供一個現代經濟學的驚險故事和旅遊地圖。筆名“範聞彰”就是示）範文章”的意思，是一句辦公室裏的自誇戲言。有趣的是，這篇文章發表後竟被好幾家報紙連載，國家財政部的官員還打來電話要找“範聞彰同志”切磋和探討，嚇得我讓編輯趕緊回話稱範同志已經“出國訪學”以作遮掩。
我原來以爲，有了這塊大大的磚，一塊塊寶玉跟上來大概不成問題，因爲刊物發什麼作者就跟着寫什麼，這是編輯工作中的常見現象。但這一次我們估計錯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做信息大餐的。學者不熱心敘事的絮叨，作家不習慣理論的艱深，而有些記者寫來的稿件不是有質無文的“幹”，就是有事無理的“淺”，這個欄目的理想作者隊伍始終沒有真正形成。好幾次無米下鍋之際，我們只好讓後來調人的編輯張浩文、李少君也衝上前臺直接出手，還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單正平來緊急“救球”，逼着他又寫又譯，充當這個欄目的主打。好在他是一位模範家屬，受點委屈也忍着。
《一圖多議》則是一個列於卷首的小欄目，其功能相當於餐前的開胃酒或者小冷盤，調動讀者往下讀的胃口。它必須有一張富有視覺衝擊力的照片，配以兩三則觀點相異甚至對立的短論，構成正反相攻、陰陽互補、見仁見智的思想張力和辯證視野。這些短論有的是特邀作者寫來的，有的是從報刊文章中摘來的，實在沒有合用的文字了，編輯們就一人分配一個觀點也臨時對練起來。事實上，編輯們在很多問題上常常觀點各異，差不多每天都在多議甚至多吵，整個辦公樓裏就這間房子裏的高聲爭吵最爆。
至於其他一些欄目如《文學》《藝術》《研究與批評》等等，雖然都是大板塊，卻沒有什麼特別了，連欄目的名稱也直白無奇。也許，一個刊物需要創意，需要變化，但其實並不需要處處特別，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更需要一些沉穩、笨重、木訥甚至保守，正像每個餐桌上都需要一些並不特別的麪包或者米飯來充當主食。我曾經毫無道理地說過，中年人辦刊物尤其應該這樣。處處特別的要求只合適奇裝異服，只合適擠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學。正是基於這一考慮，我們選定牛皮紙做封面，選定漢簡隸書做刊名用字，選定五號正宋作爲刊物的當家字體，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態，決不使用消閒雜誌或者青年雜誌常用的那些花哨字體。一九九九年，蔣子丹興高采烈地從自來稿中發現了新疆作家劉亮程的散文，這些散文中的沉靜、忍耐、同情、奇思妙想、大大方方，就體現了《天涯》的文學理想，就是不適合用花哨字體印刷的。以至後來劉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張暢銷大報中出現，被各種時文和一些花哨字體包圍，我的第一感覺是：劉亮程這回算是“誤人不正當場所”。
《天涯》的產品改型就這樣漸漸有了一個輪廓，並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這樣的刊物有什麼新鮮嗎？細想一下，其實也沒有什麼新鮮。嚴格地說，在這個設計過程中，我們談不上得到了什麼，只不過是大體上知道了我們應該去掉一些什麼，比如要去掉一些勢利、浮躁、俗豔、張狂、偏執、封閉等等，而這是一本期刊應有之義，不是什麼超常的奉獻。因此，我們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連短短的改刊詞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進了印刷廠。
管理改制蔣子丹爲改版開始了全方位的勞碌。組稿是她的強項，一過晚上九點就是長途電話半費的時間了，她的電話打擊點總是從中國最北邊的地區開始，逐次南移，最後落向廣州，使早睡的北方人和晚睡的南方人在睡前都能聽到她的聲音，完成有關約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議。
現在，排版設計也必須成爲她的強項：在雜誌社決定自己排版出片後，最初幾期都是她守着電腦員折騰出來的，辦公室的燈光總是亮到深夜，讓兩家來接人的丈夫都哈欠連天地一等再等。發行也必須成爲她的強項：爲了彌補訂閱數量的不足，她開始習慣與全國數十家零售書店老闆討價還價，在一切經營圈套面前明攻暗守，有時打出幾十個電話才能追回一筆小小的書款。到後來，她還必須開車，接送編輯們上下班，這是因爲整個機關沒有專職司機；她還必須看病，爲大家充當醫療顧問，這是因爲好幾次醫生的誤診都被她及時糾正。有人已經建議在她的辦公桌上擺一個牌子：蔣半仙，門診費每次十元。
《白銀資本》一書的作者君特^弗蘭克〔&010老頭訪問海南，住了三天以後曾經說，蔣子丹是他在全世界所有見到的作家中最沒有作家毛病的人。這當然是因爲她的一些作家毛病在實幹和行動中被大大地打磨掉了。行動是摘除性格毛病的伽馬刀。行動者大概總是比旁觀清議者少一些生成毛病的閒工夫，也總是容易比旁觀清議者多一些理解他人和尊重團體的本能。
但蔣子丹一旦把團體賽當做個人賽來打，也顯露出一個團體的機能失調。這並不是主編的光榮，更不是我這個社長的光榮。在後來的幾年裏，爲了減緩壓力充實力量，編輯部陸續增加了一些人手：鄭國琳是最早加人進來的，一位小說家，已經戴上了老花眼鏡卻老是爲自己的青春身材而自鳴得意，號稱當過公司的經理卻老是在計算頁碼和字數時一錯再錯，最大的長處就是善於自我批評從而人緣極好。張浩文也是一位小說家，是熱心推廣電腦和網絡的“張工”，其實調來前的身份是大學中文系的副教授，因此自從他調人，編輯部裏多了好些盜版軟件和現代主義教條，也多了好些關於語法和標點符號的爭吵馬拉松，讓人先喜而後煩。李少君則是最年輕的一位，面若大學一年級新生從而被蔣子丹取名“李大一”。他本職工作在報社，算是《天涯》的兼職編輯，後來成爲刊物組稿和思想文化批評方面的快槍手，與新生代的作家和學者們有較廣泛的交往，剛好彌補了編輯部在這一方面的不足。他身上還有一種眼下已經不太多見的急公好義，如鄭國琳瞪大眼睛說的：碰上公家有事要聯絡，他拔出私人手機就給香港或者美國打電話，這種豪氣你也有？
這些人都算得上我們在海南這地面上淘來的金子，但顯而易見，他們剛來時都還較爲缺乏刊物編輯的經驗，每人一天得退上幾個博士或者教授的稿件，作爲審@者他們也還有學養的不足。編輯部訂閱了《哈潑斯》《紐約時報書評》《批評探索》等數種英文期刊，但能夠讀懂外刊大要的編輯爲數不多。我們只能面對現實。中國在報刊圖書出版這一塊到九十年代還是官營計劃式的管理，刊物是不可以隨便拿到什麼地方去辦的，也不是什麼人都可以隨便調來任職的，光是戶口、住房、編制、職稱等等因素，就足以使遠在邊地的《天涯》無法自由和廣泛地利用全國人才資源。這使《天涯》在承受產品銷售市場化的壓力的同時，還沒有享受人才利用市場化的好處。
爲了對這一點作出彌補，我們嘗試着聘請編外客座編輯，其中有兩名特聘編審：李陀和南帆。關於這兩位，蔣子丹後來在一篇文章中曾有過描述：
李陀一直是文壇上公認的忙人，可是這次我見到他的時候，大約是他八十年代末出國之後第一次回來，正閒着，是一個真正的社會閒（賢）達。李陀這個人的最大特點也是優點，是對公益事務永遠充滿熱情，並非以自己的利益爲轉移。聽說我和韓少功又在張羅一本雜誌，他的反應差不多到了興高釆烈的程度。出國之前李陀是《北京文學》的副主編，對辦刊物有過一些想法卻沒有機會實現。那天下午我們在北京的三味書屋茶座裏一直談到天黑，還意猶未盡，又一塊喫了晚飯纔算完。跟李陀談編輯業務，是一件讓人愉快的事情。記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文藝出版社的《芙蓉》雜誌當編輯，每次進京組稿都會先到李陀那兒去報個到。毫不誇張地說，李陀是一個非常稱職的組稿嚮導。他幾乎知道每個活躍着的北京作家近來正在寫什麼，眼下在不在家。更要緊的是，他一直以優秀批評家的獨到眼光關注着正如雨後春筍般一茬茬冒出來的文學新人，爲他們的成果搖旗吶喊，促成文壇對他們的接納，這個名單可以排出長長的一串，凡是那時候的文學圈裏人都會有印象。我曾跟他開玩笑說，他差不多是一個文學“星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