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十分熱鬧，人滿爲患，座位皆狹小。我們把腿小心翼翼地依次插入難得的空隙之後，肩與背後和鄰座的陌生人摩擦擠壓了。人突然站起來，朝我身後的某個地方打望，說她發現了一個人，是十多年沒見的朋友。她朝那邊擠過去，片刻後又從那邊擠過來，身後就跟着這位哲倫大哥。這位阿拉伯漢子個頭魁偉，未刮鬍子，麻色鬍子便朝整個臉上猖狂蔓延開去。身上是一件廉價的化纖羽絨衣，領口和袖口各有一圈黑色污垢，髒得有點出格。手中一份小報證明着他的悠閒。他說話很沉緩，喉音很渾厚’眼光老是越過我們投向大門。
我第二次在咖啡館與他見面時，發現他仍保持着目注大門的習慣。也許，這位客居巴黎的作家是在等待什麼人？在期待通向世界的大門口發生什麼奇蹟？
後來我在歸途中讀他的《神聖夜晚》，才理解了他的孤獨。他也許就是自己筆下那個總是在暗夜裏的孩子，把目光投向親人們消失的大門。
他問了一些關於中國文學與出版的情況，在第二次見面時，還送給我一本中文版的書，是臺灣翻譯出版的。他說臺灣沒有給他稿酬，而現在他沒有職業，完全靠稿酬爲生。
那一刻我頗爲他抱不平，並分擔着臺灣出版者的羞恥。我立刻送上我的法文書，摩拳擦掌想爲他做點什麼，熱情參謀他訪華以及在中國出版著作的打算。在海南一家雜誌上發表他的短篇小說，也基本上有了定案和把握。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然後起身告辭。他把賬單翻過來瞟了一眼，摸出幾個硬幣叮噹擱在桌上―在三份咖啡中他只付了自己的一份錢。他毫不含糊，把你我他的責權利分得清清楚楚。
艾特瑪託夫當我還是文學小青年的時候，對蘇聯作家艾特瑪託夫崇拜得一塌糊塗。他的《查米莉亞》《包紅頭巾的小白楊》等作品爛熟我心，有些精彩段落我甚至可以背誦如流。後來我眼睜睜地看着他越活越偉大了，《斷頭臺》等長篇新作在蘇聯推出簡直隆重如節慶。有次我從報刊上讀到，他居然把戈爾巴喬夫及國際上一幫思想文化界名流邀請到他鄉間別墅去，討論新思潮、太空時代及全球和平，其胸懷和見識真是何等了得。
儘管我常常覺得他的言論大而不當，也太時髦，但最終還是懷疑譯者沒有譯好，不忍削弱我對他的崇拜。
他也來巴黎參加國際作家會議。主持人報過發言者姓名之後，我發現他已經顯眼地就座在主席臺邊，濃眉大眼，虎背熊腰，至少佔據了兩個人的空間。他搶先發言，頗有點當仁不讓的氣派。但他穿着太考究了，而且總是挺着自己渾身的威嚴和深刻，如首長在接受部屬的仰視。儘管大會安排了五種語言的同聲翻譯，他還是帶來了自己嬌小漂亮的女祕書和女譯員，左隨右從，前呼後擁^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總統委員會成員，蘇聯駐某國大使，文而優則仕，故有非同一般的權勢和排場。
他首先談及他的日文譯者最近在日本慘遭暗殺，卻未說明原委。接着闡述蘇聯文學及他的作品在世界上遭受敵意的排斥，目光兇狠地環顧四周。這多少使我覺得有點誇張。他老艾已經活得這般風光，如何還做出受迫害的姿態？《查米莉亞》之類是否值得敵對勢力以暗殺方式來予以排斥，也大可存疑。他論述着翻譯的重要，歷數蘇聯政府促進翻譯方面的諸多數據，歷數蘇聯政府熱情接待外國作家的諸多事實，與會議議題沾不上邊，其口氣也完全不像一個作家，倒像一個政府發言人。把常識當創見，把大話當妙語，漸漸引起會場上一片嗡嗡嗡的議論聲，失望不滿情緒在聽衆的眼中漲湧。連他的女譯員也覺得尷尬了，譯得畏畏怯怯並越來越偷工減料。但他竟無知覺，仍把工作報告作下去。他無視發言時間限制的自傲，最後使主持人忍無可忍，終於公開請他結束髮言，鬧了個大沒趣，引起會場上一片笑聲。
我出國前，作家王蒙曾請我向艾特瑪託夫轉達問候，並就未能接受對方邀請出任蘇聯《世界文學》編委一事作些解釋和表示歉意。會議休息期間，我幾次鼓足勇氣，也未能完成王蒙託付的事。對不起，我的脾氣不好。我非常厭惡在蘇聯人連麪包都喫不飽的日子裏，去對某個揮霍公款排場十足的蘇聯官員主動獻上笑臉，去說勞什子“你好”~~我只是寫了一個字條，請別人轉交給他。
人們端着酒杯在三三兩兩聚談。艾特瑪託夫大使在角落裏形單影隻，沒有什麼人去搭理他。他可能再一次認爲自己受到迫害了。
喬治^阿瑪多巴西作家喬治丨阿瑪多是一個不錯的老頭，年過花甲卻很不服老地穿着牛仔褲和跑鞋，鶴髮童顏，愛說愛笑，一頭髮白得晶瑩雪亮，真是白得純粹而高貴。他的太太據說是音樂家，給我們端來咖啡以後，聽說我是中國人，立刻自告奮勇要爲我們唱一支中國“土改歌”。她唱的是“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四十年前的歌詞，仍被她唱得清楚準確。我愣了一下，只好將就將就：“對，算是土改歌吧，是土改那時候的歌。”
他們對中國比較熟悉，一九五二年就來過中國。一九五七年
第二次訪華，結識了艾青、丁玲等中國作家，但離開北京時他們已經不能來送行了，後來才知道他們全成了“右派”，受到嚴厲的政治整肅。一九八七年他們第三次到中國，照相簿上留有他們與很多文化官員的合影，有他在中國很多地方的留影。他們的女兒原擬與肖三的兒子聯姻，後來陰差陽錯，那小夥子成了劉少奇的女婿^這是他夫婦倆一大遺憾。
阿瑪多喜歡中國，尤其喜歡昆明與西安。據他說，他有一次甩掉陪同人員，晚上偷偷潛人西安的小街小巷，看市民們怎樣做菜，怎樣喫飯，十分有味道。他說他也想學着做羊肉泡饃，可惜沒有學會。
談到法國，他的核心話題還是喫。他說下次見我時一定要請我喫法國飯，但千萬不要去大飯店，要去小巷深處那種雞毛店和大排檔，那裏纔有真正的法國飯。爲了證明他所言不虛，他嘰嘰哇哇比畫着說了一大堆菜名，實在難爲了譯員，使她一直在菜譜裏掙扎奮鬥，只差額頭冒出汗來。老頭看着她笑了笑，遞給她紙巾，遺憾地說反正是十分好喫的東西！”
他是巴西人，基本上定居法國。是不是法國的飯店吸引了他？還是巴黎的文化開放度使他更方便關注全世界的飯菜？小孩子通常好喫。一個好喫者也許就是童心猶在的人，是生活中的幸運兒。這一天我剛與法國某作家深刻了兩小時，每一個手勢都操練着哲學與文學，練得有點精疲力荊感謝同行者把我拉到這裏來，與阿瑪多老頭談喫，漸覺活絡舒筋，怡然自得，身上有了幾分活氣。
幾個月後，總統蓬比杜請作家們喫飯，我在愛麗捨宮聚會時見到阿瑪多，與他握手和笑談。他似乎完全忘記了請喫的許諾，只說他要送一本書給我，還說要去香港和東南亞旅遊，然後去別人那裏握手。這個狡黠的老頭，還想把這一餐賴掉麼？我暗暗好笑，心想下次專擇個喫飯的時候去見他，看他怎麼辦。
當然，我還是更願意在牀頭燈下走進他的《下流坯》，看他與同胞們一起，在殖民主義和專制暴政的壓迫之下，如何屈辱、窮困以及瘋狂，如何飢餓得眼珠發綠，放出絕望的光芒。
1991年1月(最初發表於1995年《綠洲》，後收入散文集《海念》。〉安妮之道安妮‘居裏安翻譯過我的一些小說，是法國漢學家中文學譯筆最佳之--很多法國讀者這樣告訴我。她還翻譯和研究過沈從文、陸文夫、汪曾棋、史鐵生、楊煉等等。如果說翻譯也是創作，那麼法國人心目中的這些中國作家已非真品，其實有一半是她的血脈，她的容顏。
最初見到她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巴黎。她套着一件深藍色的肥大布襖，駕一輛半客半貨的灰色工具車，從瀰漫着光流香霧的香榭裏舍大街上匆匆駛過，奔赴某個書店或某個講演廳裏的中國文學。三年後我在戴高樂機場再次遇到她，她還是穿這件衣，還是駕這輛車，依舊與脂粉無緣。這使人難以知悉一一其實也使人容易知悉^她出身於巴黎望族，親屬中有一串讓法國小民驚羨的科學院院士、內閣部長等等。而她本人也是最高學術機關一法國科學院的研究員。這種人不是最有樸素的權利麼？
一九六八年是人類理想主義的大年和熱季，紅色成了法國學子們的流行色。他們向資產階級的政府大廈揮舞着拳頭，高誦毛澤東的語錄，聲援中國與越南，打起揹包走向工人農民的貧困區……安妮的丈夫皮埃爾向我比畫着講述他們當年的狂熱。我懷疑安妮的中文學習，就是從毛澤東的小紅書開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