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七月的黃昏本應該是一幅生機昂然的畫卷，落日的餘輝將絢麗的霞光灑滿天空，站在頤和園的西堤或者什剎海的銀錠橋之上，看着那滿天的火燒雲熱烈地張燈結綵，婀娜的西山象睡美人般橫臥在金色的紗帳之中，玲瓏的玉泉塔羞怯地戴上朦朧的面紗，矯健的輕燕在翠柳和葦叢間歡快飛舞，間或一隊歸巢的野鴨優雅地滑過頭頂的穹幕，金色的荷塘還嫌這一切美得不夠，又將天上地上的美景用倒影再拷貝一遍。如此美景，往往令閒暇的遊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
但是此刻伴隨着突如其來的無情戰火，一切曾經的美麗都在落日的蒼黃之下覆蓋上了一層的血紅色的光暈。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廂紅旗董四墓村西北的金山腳下，一隊隊神情嚴肅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直屬警衛部隊正以最快的度構築起嚴密的警戒防線。在他們的頭頂上空，一陣陣滾雷似的轟鳴仍由遠而近不斷的襲來，而在他們的身後一門門緊急從戰備倉庫中牽引出來的74式37毫米雙管高射炮正昂起炮口，在南京第一電信技術研究所最新研製的低空哨站雷達的指引之下警惕着仰望着天空。
“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坐在一輛212型軍用北京吉普之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助理林太平少將正有些惆悵的望着眼前似乎漫無盡頭的地下隧道喃喃自語的說道。就在半個小時之前，他還在位於景山前街習慣上被稱爲“三座門”的**駐地剛剛完成一天的工作，準備下班。突然從天而降的攻擊打破了一切固有的規律和寧靜，將他本人和共和國整個的推入了戰爭的深淵之中。
應該說可以在蘇聯方面蓄謀已久的雷霆第一擊之中，共和國的最高軍事領導班子得以基本保存完全，除了良好的應急體制和完備的緊急轉移設置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駐地的基礎設施。軍委駐地所在“三座門”其前身是始建於明朝嘉靖年間的“大高玄殿”。作爲明、清兩代的京城之內惟一的一座皇家御用道觀，這座的建築物不僅東依景山、西望北海，修築極其高大壯麗，內部構造更與紫禁城內各大殿相同採用了“九梁十八柱”的設計歷念。因此極其的堅固。因此雖然遭遇了蘇聯軍方多枚遠程空射巡航導彈的打擊，整個建築物依舊挺立於故宮筒子河北岸。
“也難怪老毛子這次意外失手。如果我站在莫斯科的阿爾巴特軍區（蘇聯國防部和總參謀部所在地）那一邊估計也想象不到一座建造於4oo多年前的木製建築會如此堅固。”當車輛抵達了林太平此行的目的地時，身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的戚度大校此刻早已等候在了巨大的城市沙盤面前。同屬於共和國新生代軍人的林太平和戚度早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戰爭經驗研究處時便是莫逆之交，因此雖然面對着眼前空前的驚濤和駭浪，兩人見面之時，戚度大校仍不忘開個玩笑。
“是啊！看來要多謝太上老君保佑，才讓我沒有去見馬克思啊！”雖然注意到了眼前那製造精細的北京城市模型，但是此刻林太平並無暇與戚度探討北京城區攻防戰的問題，作爲總參謀部以及**的智囊，他們此刻除了研究北京城內的戰區之外，目光更要面向更爲遼闊的戰場整個“三北”地區的防禦態勢乃至整個共和國的所將要面臨的戰爭全局。
“雖然在意料之外，可也在情理之中啊！”隨着總參作戰部的工作人員不斷將整個華北地區在輪打擊之中己方的空軍基地和地面防空的系統的損失情況標註在牆上那幅巨大的軍用地圖之上，戰神那猙獰的面貌逐漸清晰起來。面對着曾經在各種內、外部報道之中被稱爲“空中長城”的中國空軍在不過一個小時之內的“完敗”，戚度大校雖然感到痛惜，但卻也不得不承認這一結果事實上談不上離奇。
一個現代化的防空系統，理論上應該由由情報預警系統、指揮控制系統、攔截打擊系統、作戰保障系統、國民防空系統等五大部分組成。而其中又以情報預警系統爲根本。只有擁有了遠程、多高層、全縱深的探測能力，才能爲最高統帥部和防空作戰體系的提供準確的情報與預警。而這一部分正是中國空軍目前最爲薄弱的環節。
從二戰之中的“大列顛空戰”開始，雷達便是防空作戰之中地面情報預警系統的核心。而中國人民解放軍自第一個雷達團以來，雷達兵便一直以團爲最高戰役編成，一個雷達團通常裝備十多部至數十部形形色色的雷達，負責保障一個獨立方向的對空警戒和引導任務。在戰雲密佈的整個“三北”地區，中國空軍部署了全國幾乎三分之一以上的雷達團。
中國空軍雷達團的編制依防區面積大小和任務而靈活配置，按任務性質由三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配屬機場的雷達連，主要負責保障機場飛行，包括過往起降的飛機。機場雷達連往往是一個雷達團裝備最差的連隊，最早裝備的是314乙或314甲雷達，這種雷達是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米波雷達，十分陳舊，探測距離不到2oo公裏，而且準確性十分差，大約誤差總在2到3公裏、3到4度，編隊飛行是看不出來的，一分鐘只能看三點，不過保障飛行任務，基本還能勝任，是當時裝備機場的主要雷達。雖然這兩種雷達已經開始被淘汰，換成性能更好的513、514雷達，但這兩種雷達也是米波雷達，513配有高低天線，可兼顧高低目標的探測，是當時較先進的雷達，後者的探測距離更遠一些，還可初測目標的高度，但這兩種雷達的探測精度依然較差，距離誤差在1公裏左右，方向誤差在2到3度。
第二部分是警戒雷達分隊，主要負責對空警戒任務，他們多駐在高山峻嶺之上，其裝備比機場雷達要好一些，主要裝4o2、4o3、4o6、4o7、4o8等雷達，這些雷達除4o2、4o3是分米波雷達外，其他都是米波雷達，大體都是5o年代未、6o年代中期前開始裝備部隊的，技術在當時還算先進，探測距離也比較遠，大約在3oo到4oo公裏。但探測精度較差，方位誤差在2到3度，距離誤差1.5到2公裏。
一些擔負特殊任務的雷達團還裝備了77o5甲、77o5乙、4511等遠程雷達。這個羣體的數量最爲龐大，是雷達團的主力，他們分佈在防區四周，形成尾相連、左右重疊的綿密的雷達對空監視網，負責防區範圍的對空監視任務。後陸續換裝了571、581雷達。這兩種雷達是分米波雷達，探測距離略近，但精度較高，還可擔負輔助引導任務，與前面的雷達形成性能上的互補，所以並存了很長一段時間。
第三部分，則是雷達團的核心力量引導雷達連，數量最少，通常一個雷達團不過1到2個連。主要裝備是從蘇聯進口的п－2o、п－3o、п－35型雷達，這些雷達均是釐米波雷達。1956年，爲對付日益突出的臺灣空軍的襲擾戰，我國從蘇聯引進了2o多部п－2o三座標雷達，之後又陸續進口了一些п－3o、п－35雷達。п－2o和п－3o性能差不多，只是在探測精度和距離上п－3o略好些，但這兩種雷達有個缺點，即測高高度只能達到15ooo左右，所以還需配備專用的843測高雷達，這種雷達的天線是上下襬動，被部隊習慣性稱爲“點頭哈腰”。п－35雷達性能更先進一些，探測距離和測高高度都比前兩者有較大提高，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三座標雷達，但由於數量較少，僅限於裝備北方重點地區。這三種雷達探測距離遠，方位和距離誤差均在o.5公裏（度）以內，是當時較爲先進的雷達。但是由於數量稀少，一個重點防區雷達團往往也能裝備兩部三座標雷達，一部是п－2o，一部是п－3o，分佈在兩個基點上，構成相互支撐的防空引導點。由於使用頻率較高，進口元件保障較困難，時常影響任務的執行。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國產的44o、441、586型引導雷達數量正日益增多，中國地區雷達落後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而且國產的新型雷達在精度上與在近3o年前進口的蘇聯雷達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可以說中國空軍的雷達對空警戒網即便是在重點設防的三北地區也不夠完善，除了整體佈局還有不少空隙之外，由於雷達性能落後，加之雙機站少，持續警戒的覆蓋面積還不夠大。特別是多數雷達沒有同時配備高低天線，立體警戒空域尚未構成，常常看了高空丟了中低空；看了中低空丟了高空，特別是低空警戒還是個缺陷。在8o年代初期組織對抗演習，對抗雙方便常利用雷達的弱點，輕鬆打破對方的防空警戒網。
而在實戰之中這種缺陷更是被曾經幾乎是“手把手”的培養起中國空軍的蘇聯方面所抓住，並施以毫不留情的猛烈打擊。在大規模的利用遠程航空兵方面的優勢，對中國“三北”地區特別是北京及整個華北地區的重點目前展開肆無忌憚的遠程巡航導彈攻擊的同時，蘇聯空軍前線航空兵也出動大批攜帶有反輻射導彈的蘇24、蘇22m、米格27、蘇17型戰鬥轟炸機對三北地區前沿和縱深的雷達機站展開攻擊，拔除中國的對空哨戒點，撕裂中國空軍本就脆弱的防空網。
針對西方世界完備的防空體系所不斷升級的蘇聯空軍，在走過了雅克28型音轟炸機的彎路之後，終於擁有堪稱完美作戰能力的戰鬥轟炸機蘇24“擊劍手”。這種以美國空軍f111型戰鬥轟炸機爲藍本和主要對手的武器擁有更大的航程、載彈量和更加完善的電子設備以提供更好的突防與更有效的全天候的作戰能力。在它的面前促不及防的中國空軍幾乎無能爲力。
專門對付相控陣雷達的kh58型反輻射導彈裝有萬嚮導引頭，具有多目標記憶和鎖定功能。這種射程16o公裏的武器可以加裝了一個備用集炸彈戰鬥部以增大毀傷能力，用來對付雷達天線與指揮車分開配置的雷達。不過這種導彈只用於對付中**隊部署在高碑店的北京軍區雷達第9旅中**隊在華北唯一一個裝備了高頻地波視距雷達的旅級部隊。而其他更多的中國空軍地面雷達則大多遭遇到粗大而笨重的kh－28型反輻射導彈的攻擊，儘管作爲蘇聯第一種專用的反輻射導彈，這種武器已經不再適應於美、蘇抗衡的歐洲戰場。但是在遠東，它依舊可以有限的摧毀只能用關機的模式來進行最後的抵抗的中國雷達兵。
事實上即便經過了長時間的精心準備，蘇聯空軍也無法作到完全同步的摧毀中國位於“三北”地區的所有對空警戒系統。在數以千計的蘇聯空軍各型軍用飛機大規模的起降和進逼的過程之中，遠程空射巡航導彈上千公裏的長距離飛行之中，依舊有爲數不少的地面雷達現了異常，並試圖向防空指揮出警報。但是落後的指揮控制系統卻令這些關乎生命的情報不是姍姍來遲，便是被對方的電子干擾所湮沒。
在信息的錄取和傳送上，中國空軍仍主要採用手工作業。即雷達操作員通過目測，測算出目標的方位、距離，再通過傳輸系統報給情報使用單位。信息的傳送主要是電話線，也有使用無線通信、微波定向傳送、圖象遙傳等方式。基本上還都停留在手工作業，度和效率都不高，一個師級指揮所，通常只能擔負3－6批的指揮任務，軍以上指揮所也不會過12批，所以在一個作戰方嚮往往建立有衆多的指揮所和引導站，以彌補指揮控制能力之不足。但是這樣的作法在快節奏的實戰之中顯得過於遲鈍了。在空襲開始之後的一個小時之後，西山指揮部內才陸續接到了內蒙古方面的各防空部隊所傳回的訊息。
相對於脆弱的地面防空預警系統和信息傳輸網絡而言，中國空軍和陸軍在“三北地區”的防空火力遠比莫斯科方面想象之中的強大。根據蘇聯軍事學說的定義一個國家的防空力量主要由空軍和防空軍所裝備的截擊機和殲擊機羣、地面防空導彈和各種口徑的高射炮羣組成。
在蘇聯總參謀部的眼中，中國空軍在三北地區衆多空軍基地之內所部署的戰鬥機羣雖然數量龐大，但是除了少數精銳戰鬥機中隊所裝備的殲8ii型高空截擊機、殲7ii型殲擊機之外，中國空軍的主力依舊是數千架脫胎於蘇聯空軍5o年代所裝備的米格19的殲6型殲擊機。根本不能對投入數千架新銳戰機的蘇聯空軍和防空軍構成威脅。
如果單純從戰鬥機性能來看，米格設計局研製的最後一種傳統後掠翼佈局的戰鬥機，米格－19在當時的確十分出色。在爬升率、平飛度、着陸特性等方面均有着跨時代的意義。但在東西方兩大陣營間的航空競賽不斷加快度的情況，米格19註定只能是一種過渡型的戰機，在蘇聯空軍的裝備序列之中，米格－19生產數量遠不及米格15和米格17，而且在一線服役的時間也非常之短。其地位很快就被米格21型殲擊機所取代了。因此對於中國空軍在漫長的歲月之中始終堅持不懈的生產和裝備米格19的仿製型號，身爲對手的蘇聯空軍飛行員們只能嗤之以鼻。但是他們顯然並沒有預料這數千架被他們所拋棄已久的機型會在這場戰爭之中給他們帶到空前的麻煩。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雖然輕視中國空軍的空戰能力，但是在攻擊伊始，蘇聯空軍遠程航空兵依舊將中國東部從內蒙古草原到長江流域的幾乎全部大型空軍基地納入了打擊範圍。除了空襲北京地區戰略要點的任務由部署在莫斯科的蘇聯空軍遠程航空兵第第79師擔負之外，投入空襲作戰的另兩個蘇聯空軍遠程航空兵集團軍之中，來自烏克蘭的斯摩棱斯克的第46集團軍所下轄的1個圖16o型轟炸機團、3個圖95s轟炸機團和4個圖22m型轟擊團的所有兵力均投入到了對中國空軍機場的壓制作戰之中。
根據蘇聯總參謀部的計算，以精銳的第46集團軍這上百架重型轟炸機的強大火力足以令中國空軍在三北地區的所有戰鬥機部隊開戰之初便陷於全面的癱瘓之中。雖然中國空軍在長江以南地區仍擁有着數以千計的戰鬥機羣，但是限於航程以及夜間作戰能力薄弱等原因在戰爭開始之後的第一個夜晚，他們所能作的只有在跑道之上等待日出。而在這段時間之內，蘇聯軍隊足以結束這場戰爭。
“這就是蘇聯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所倡導的‘軍事技術革命’所展現出來的威力啊！”在戚度看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到目前爲止，這場戰爭的進程並沒有出蘇聯總參謀部所設計的藍本。在數以千計的遠程空射巡航導彈的密集打擊之下，中國空軍在“三北”地區乃至整個長江以北的軍用機場均已陷入癱瘓之中。而如果判斷錯的話，戚度相信緊接着將還有蘇聯戰略火箭軍方面更爲密集的遠程彈道導彈和陸基巡航導彈的攻擊將很快會落在內蒙古和北京周遍地區的中**用設置之上。
“象奧加爾科夫這樣的人在蘇聯軍隊僵化的體制之中竟然沒有重蹈圖哈切夫斯基的覆轍，這不能不說不是一個奇蹟啊！”同樣作爲世界前沿戰爭理唸的革新洞若觀火的林太平此刻多少有些噓唏的感嘆道。在蒙古草原以北的凍土之上從來不缺乏身受戰神惠顧，洞察戰爭先機，倡導戰爭模式變革的先行者。這似乎應該歸功於成吉思汗的鐵騎西徵之時所注入俄羅斯的蒙古基因。
作爲世界上最爲成功的徵服者，馳騁千裏的蒙古人曾經無比貪婪吸收着每一個對手在戰爭中所表現出的點滴長處中國人的火藥和內外情報體系、中亞各國的攻城器械、阿拉伯人的奴隸禁衛軍制度以及歐洲人的築城技術。在蒙古人的鐵蹄之下呻吟了數百年之久的俄羅斯幾乎全盤繼承了蒙古人野蠻而尚武的精神，而在對軍事科技方面的癡迷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過和蒙古人一樣，高度集中的政治體系往往足以扼殺那些生不逢生的革新者。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被稱爲“紅色拿破倫”的圖哈切夫斯基就任蘇聯紅軍的總參謀長。在他的積極倡導下，蘇聯紅軍研製出了新型的坦克和戰機，創建了空軍、機械化軍和空降兵部隊。集中體現圖哈切夫斯基軍事才華的，是他關於集中使用步兵、坦克、炮兵和航空兵的大縱深作戰理論。但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以及那些在內戰期間征戰於馬背之上的老帥們，囿於以往的經驗，固執地認爲騎兵在作戰中起決定性作用。圖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5月6日的《紅星報》上表了堅持自己觀點的文章，五天後，他被解除國防人民委員職務，同年6月11日，以“叛國罪”被處決。
無獨有偶，當第一副部長兼總參謀長的奧加爾科夫敏銳地意識到軍事領域正在生深刻變化：以電子計算機爲核心的信息技術迅展，精確制導武器大量湧現，必將從根本上打破軍隊舊的展模式。推動和促進新的軍事革命之時也遭到以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元帥爲的“老近衛軍”們的抵制和排斥。
“如果不是蘇聯最高領導人蘇共中央總書記柯爾莫哥洛夫的力挺，奧加爾科夫可能已經被趕到西部軍區。現在這樣一個‘老遠東’執掌着蘇聯強大的軍事力量對於我們來說決非是什麼好事啊！”身爲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部的副部長戚度大校深知一個優秀將帥對戰爭的決定性作用。奧加爾科夫雖然是在衛國戰爭之中脫穎而出的將領，但卻可以說起崛起於遠東。1948年起擔任蘇聯遠東軍區總司令部作戰處處長算起，到1959年進入蘇聯總參軍事學院進修，奧加爾科夫在遠東軍區任職長達十年以來，對於中**隊的情況很難說不是瞭如指掌。
“從這一刻起，上帝的戰爭之骰已經投下，它將在遼闊的亞洲大陸之上隆隆滾動。而當它最終停止之下，蘇聯、中國乃至這個星球的命運都將因此而最終決定。”而與此同時，在美麗的貝爾加湖南端，在沙皇時代俄羅斯人開拓西伯利亞的起點伊爾庫茨克，指揮着或許是這個世界最爲強大軍事力量的蘇聯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元帥在他的指揮中心之內用跟隨自己多年的鋼筆在今天日記裏用這樣的一段話作爲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