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爺下墜時，接了個前翻。
避免了臉直接觸地，而是手腳下撐，痛是真的痛，可好歹避免了鐵板翻面。
站在露臺上的李三江向下張望，着急大喊：
“山炮，山炮啊！”
好在，山大爺現在是不...
我坐在醫院門診樓三樓的長椅上，左手無意識地按在左胸偏下的位置。那裏像埋着一枚冷硬的銅錢，不跳，不搏，只是沉沉地壓着，偶爾在呼吸深一些的時候，突然抽搐一下，彷彿有根細鐵絲在肋骨縫裏輕輕一扯。不是疼得人叫出聲的那種，是更陰的——像有人蹲在你胸口內側，用指甲蓋一下、一下，颳着心包。
掛號單上印着“心血管內科”，可我沒掛這個號。掛的是消化內科。理由很荒唐，也很真實：我怕一開口說“左胸不舒服”，醫生立刻讓我去心電圖室，而心電圖室門口排着的隊，從走廊拐角一直蜿蜒到電梯口，穿着藍布病號服的老人們拄着柺杖，年輕人低頭刷手機，空氣裏飄着消毒水和陳年中藥混雜的微苦氣味。我怕等，更怕結果。怕那張紙一出來，上面印着“ST段壓低”“T波倒置”之類我查過百度卻越查越心慌的字眼。
所以我選了消化內科。胃食管反流也能引起胸骨後不適，對吧？我在網上看過七篇科普，三篇說可能，兩篇說常見，還有兩篇語氣篤定：“90%以上就診者初診爲心臟問題，實爲胃病”。我需要一個緩衝帶，一個能讓我把“可能不是心臟”的念頭再焐熱三天的理由。
診室門開了，護士叫我的名字。我起身時膝蓋有點發僵，低頭一看，白大褂袖口蹭着了椅背灰，留下一道淡青色的印子，像陳年淤血。
醫生四十出頭，黑框眼鏡，手指修長，指甲剪得很短。他翻我病歷本的動作很輕，像怕驚擾紙頁間沉睡的什麼。我報症狀：“脹悶感，牽扯樣隱痛，晨起和飯後明顯，偶有噯氣，但胃口沒變，大便正常。”
他抬頭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把聽診器冰涼的金屬頭貼在我左胸前第三肋間。我屏住呼吸。他聽了五秒，移開，又貼在右胸對應位置，再五秒。然後他讓我解開襯衫最上面兩顆釦子，用指尖沿肋緣緩慢按壓——從劍突下開始，一路往左，經過胃區、脾區，停在我左乳下緣外側約兩指寬的地方。
指尖忽然一頓。
我脊背一緊。
他沒抬眼，只問：“這兒？”
“……嗯。”
“按着痛，還是自己會痛？”
“自己會，但按着更清楚。”
他點點頭，抽回手，在病歷上寫：“左胸壁壓痛陽性，範圍侷限，無放射，伴輕度吸氣相加重。”寫完擱筆，推了推眼鏡：“做個體表超聲，看下胸壁軟組織。順便把心電圖也做了。不是懷疑心臟，是排除——我們這科，寧可多跑兩步，不漏一個可能。”
我沒吭聲。他說“不漏一個可能”的時候，語氣太平靜了，平靜得讓我想起七年前在豐都鬼城碼頭接那個穿紅雨衣的女人時，江面突然起霧，濃得伸手不見五指，霧裏卻有一盞燈，孤零零懸在半空，既不亮，也不滅，就那麼掛着，像一句沒說完的話。
超聲室在B超樓負一層。電梯門關上時，我盯着不鏽鋼門映出的自己：眼下青黑，嘴脣偏白，左耳垂上那顆小痣顯得格外深。電梯下行，數字跳動：3…2…1…B1。門開，一股更濃的溼冷鑽出來，混着橡膠地板清潔劑的味道。走廊盡頭有扇窗，窗外是醫院廢棄的舊太平間改建的設備庫，牆皮剝落，爬山虎枯藤絞着鏽蝕的鐵窗欄，像一截被遺忘多年的脊椎骨。
技師是個中年女人，動作麻利，塗耦合劑時手溫熱。探頭壓上來時，我下意識繃緊胸肌。她邊掃邊念：“胸大肌層次清，未見佔位……胸小肌……肋間肌……等等。”她忽然停下，調高增益，又換了個角度，探頭斜向內下方緩緩推進，“你左邊第七後肋……這裏，有東西。”
我轉頭看屏幕。灰白影像裏，幾條平行的骨影之間，一團比周圍組織稍亮的、邊緣毛糙的橢圓形陰影，靜靜伏着，像一枚被誤植進肉裏的黑曜石碎片。
“性質不好判。”她擦掉耦合劑，遞來紙巾，“建議CT，或者……你掛個胸外科。”
我拿着單子走出B超樓時，天陰了。雲層低得幾乎擦着住院部頂樓的避雷針。風捲着枯葉打旋，一片梧桐葉啪地糊在我臉上，葉脈清晰，背面還沾着一點幹泥，像誰匆忙蓋下的指印。
我沒回門診樓。繞過噴泉池，穿過林蔭道，徑直走向醫院老檔案館——那棟灰磚砌的三層小樓，牆根爬滿常春藤，門楣上漆皮剝落，“1958”幾個數字卻還清晰。我知道，那裏存着三十年前豐都縣所有殯葬登記原始簿冊。包括——1996年冬，長江豐都段連續七具無名浮屍的勘驗記錄。
我不是爲查自己病情來的。
是爲七年前那個紅雨衣女人。
那天她站在鬼城碼頭躉船邊，渾身滴水，長髮貼在慘白臉頰上，手裏攥着一隻褪色的兒童布鞋，鞋幫繡着歪斜的“福”字。她不說自己是誰，只反覆問我一句話：“你撈過穿紅雨衣的嗎？”
我說沒有。
她忽然笑了一下，嘴角裂開很大，露出兩排細密的、泛黃的牙齒：“那你快去撈。她還沒沉底，就在你們接人的地方，往下三丈，水草纏着她的腳踝。”
說完她轉身跳進江裏。沒濺起多大水花。我撲過去時，只看見一圈迅速擴大的漣漪，和水面下一道極淡的紅影，像一滴血融進墨汁。
後來派出所調監控，說那晚碼頭全程無異常；法醫屍檢，說她肺裏沒進水，是縊死，繩痕在頸後，深紫，呈八字形。可我親眼看見她跳下去，看見她溼透的紅雨衣在濁浪裏翻卷，像一朵驟然綻開的彼岸花。
檔案館鑰匙在守館老頭老吳手裏。他六十多了，獨居，老婆二十年前難產死在產房，孩子生下來就沒活過三天。他總說，他老婆臨終攥着他手指，說“下輩子別投胎做人，投胎做江裏的水草，纏得住人，也放得下人”。這話他跟我說過三遍，每次說完，就從抽屜底層摸出一疊泛黃的火紙，默默折一隻紙船，放進窗臺陶盆裏養的綠蘿水裏。紙船浮着，慢慢洇軟，散開，沉底。
我敲門時，他正對着放大鏡看一本冊子，桌上攤着三支不同顏色的鉛筆。
“來了？”他頭也不抬，嗓音沙啞，像砂紙磨木頭，“坐。茶涼了，自己倒。”
我坐下，把B超單推過去。
他瞥了一眼，沒接：“你胸口這毛病……是不是總在子時前後犯？”
我一愣：“……是。”
“疼的時候，耳朵裏有沒有嗡嗡聲？像老式收音機沒信號？”
“有。”
他放下放大鏡，從書架最底下抽出一本硬殼冊子，封皮無字，邊角磨損得露出灰白木紋。他沒翻開，只用拇指摩挲着封面：“1996年臘月十七，豐都港上遊十五裏，撈起第一具。男，三十歲上下，穿藍工裝，左手斷了三根指頭，斷口齊整，像被鍘刀切的。法醫說，死前被人用鈍器重擊後腦，沉江至少四十八小時。”
我喉結滾動：“然後呢？”
“然後臘月十九，撈第二具。女，二十出頭，紅雨衣，赤腳，腳踝有勒痕，但不是繩子，是……水草擰成的活釦。”他頓了頓，抬眼看我，“你記不記得，七年前你接人那天，江面有沒有起霧？”
“起了。”
“霧裏有沒有光？”
我閉上眼。那光又來了。不是燈，不是手電，是某種懸浮的、無源的微光，淡青，像磷火，卻比磷火穩，像凝固的呼吸。
“有。”我說。
老吳點點頭，終於翻開那本無字冊子。裏面沒字，全是圖。炭筆畫，線條粗糲，每一頁畫着一具屍體的局部：扭曲的手指關節、耳後一顆痣的位置、鎖骨凹陷的弧度、腳底老繭的分佈……最後一張，畫的是一隻左手，小指第二節外側，有道新月形的舊疤，疤裏嵌着一點極小的、深褐色的異物——像一粒風乾的血痂，又像一小片燒焦的紙灰。
我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長音。
“這手……”
“是你師父的。”老吳聲音很輕，“你師父沒告訴過你，他爲什麼從不讓你碰紅雨衣的屍？也沒告訴過你，他左手上那道疤，是怎麼來的？”
我太陽穴突突跳。記憶炸開——師父葬禮那天，我整理他遺物，在樟木箱底摸到一隻鐵皮餅乾盒，盒蓋鏽住了。撬開後，裏面沒有遺書，只有一疊剪報，全關於1996年豐都連環沉屍案；還有一塊紅布，疊得方方正正，展開是半截褪色的雨衣袖子，袖口內襯用黑線密密繡着三個字：“別找我”。
我踉蹌退了半步，後腰撞上檔案櫃，震得頂層積灰簌簌落下。就在這時，口袋裏手機震起來。陌生號碼，歸屬地顯示“重慶·豐都”。
我接通，聽筒裏只有水聲。
不是嘩啦的浪，是緩慢的、粘稠的、彷彿從很深的水底湧上來的汩汩聲，像溺水者最後吞嚥的氣泡。持續了整整十二秒。
掛斷。
老吳看着我，忽然問：“你左胸這東西……醫生說像什麼？”
“陰影……毛糙……”
“像不像一塊浸了水的紅布？”
我渾身血液瞬間凍住。
他拉開抽屜，取出一隻扁平的鋁盒，打開。裏面不是藥，是半塊風乾的、暗褐色的植物根莖，表面佈滿細密孔洞，像被無數微小的嘴啃噬過。
“水菖蒲根。”他說，“老輩撈屍人泡酒喝的。治‘水祟’入體——就是屍體怨氣聚在活人身上，化不成形，先蝕筋骨，再蝕心神。你師父喝了一輩子，臨死前三天，吐的全是這種根莖碎渣。”
我盯着那塊根莖，喉嚨發緊：“那……怎麼除？”
“兩個法。”他合上鋁盒，聲音沉下去，“一是找到源頭，把纏着你的那縷‘東西’親手送走。二是……”他停頓很久，久到窗外枯枝刮過玻璃的聲音都清晰可聞，“把你胸口這塊‘錨’，連根剜出來。但剜了之後，你這輩子，再也碰不了水。撈屍這行當，跟你徹底兩清。”
我低頭看着自己左手。小指第二節外側，皮膚完好，光潔如初。可就在昨夜，我洗澡時，無意間摸到那裏——一道細微的凸起，新月形，硬得像嵌在皮下的碎瓷。
我從未有過這道疤。
我從未有過。
手機又震起來。還是那個號碼。
這次我接了，沒說話。
聽筒裏水聲漸弱，轉爲極輕的、斷續的哼唱。是個女人聲音，走調，嘶啞，像砂紙磨玻璃，唱的是一首兒歌：
“紅雨衣，水裏飄，
腳踝纏着水草腰。
莫回頭，莫招手，
回頭招手——鬼抬轎……”
唱到“轎”字時，尾音陡然拔高，尖利如哨，刺得我左耳鼓膜嗡鳴。我猛地按住耳朵，指尖觸到耳後——那裏不知何時，多了一粒米粒大小的硬結，冰涼，圓潤，像一顆剛凝固的水珠。
老吳默默推來一杯茶。茶湯渾濁，沉着幾片深褐色的葉梗。他指着杯底：“你看。”
我低頭。茶湯晃動，倒影裏，我左胸襯衫下，似乎有什麼東西正微微起伏，輪廓模糊，卻分明帶着一絲……布料的褶皺感。
我一把扯開衣領。
皮膚完好。蒼白，微涼。沒有任何異樣。
可就在那一瞬，左胸深處，那枚“銅錢”忽然翻了個身。
不是痛。
是癢。
一種深入骨髓的、帶着溼氣的癢，彷彿有千萬條細小的水草根鬚，正從那團陰影裏鑽出，順着肋間神經，一寸寸往上攀爬，目標明確——直指我耳後那粒新結的硬珠。
我抓住桌沿，指節發白。
老吳端起茶杯，吹了口氣，熱氣氤氳中，他聲音輕得像一聲嘆息：
“你師父沒告訴你，撈屍人最怕的，從來不是浮屍。
是那些……明明已經沉底，卻偏偏要游回來，把活人拖下去，當替身的‘熟人’。”
窗外，一聲沉悶的雷滾過雲層。不是夏雷的暴烈，是冬雷的滯重，像一口鏽蝕的大鐘，在地底被人狠狠撞了一下。
緊接着，整棟檔案館的燈，齊齊閃了三下。
每一次明滅，我左胸的陰影，都在皮膚下清晰地……搏動了一次。
像一顆被強行塞進胸腔的、屬於另一個人的心臟。
它跳得緩慢，有力，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節奏。
咚。
咚。
咚。
而我的，正在它旁邊，漸漸失速，變得微弱，變得……猶豫。
我掏出手機，點開通訊錄，手指懸在“師父”兩個字上方。
那個號碼早已註銷。
可備註欄裏，還留着他最後一條短信，發送時間是七年前，凌晨兩點十七分，正是我接到紅雨衣女人電話的同一時刻：
【阿沉，若你見人穿紅衣自江中來，莫接，莫應，莫回頭。她腳踝纏的不是水草，是你師孃當年系在襁褓上的紅頭繩。繩結未解，她便永不得渡。】
短信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是我自己後來添的，筆跡潦草，墨色已淡：
【師孃？我從未見過師孃。師父一生未娶。】
現在，我盯着那行字，忽然想起另一件事——
師父的葬禮上，靈堂供着一張黑白照片。照片裏他穿着洗得發白的中山裝，面容肅穆。可當我跪着上香時，餘光掃過照片邊緣——那相框玻璃上，不知何時，凝着一小片水漬。
形狀，恰好是一隻小小的、蜷縮的腳印。